中国气象局 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 广东省区域数值天气预报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080
黄彩婷, 副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气象灾害监测与评价研究, E-mail:.
占明锦(通信作者), 博士, 正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研究, E-mail:.
文中选取中国不同气候带6个代表性城市, 利用1961—2020年逐日降水观测资料, 采用百分位法确定不同城市极端强降水阈值, 分析中国城市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年极端降水量、日数、强度以及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南方城市呈一致增长趋势, 特别是广州、杭州市年极端降水量和日数均显著增多; 而温带北方城市年极端降水事件变化趋势从西到东大致呈现“增—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在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区的兰州市呈一致增长的变化趋势, 且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明显增多; 在暖温带、中温带半湿润气候区的北京和哈尔滨市总体呈减少的变化趋势, 且北京市年极端降水量和日数显著减少, 哈尔滨市年极端降水强度明显减弱。极端降水事件高峰月发生时间由南向北推迟, 主要集中在5—8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极端降水高峰月发生频率在亚热带南方城市呈增加趋势, 在温带北方城市呈下降趋势。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其中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快速增温阶段。IPCC(2021)评估报告显示,2011—202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较1850—1900年基准期上升了1.09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极端降水事件呈显著增加趋势(Groisman et al,2005;Lehmann et al,2015),且不同类型降水事件对温度升高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Berg et al,2013)。这种变化主要源于气候变暖导致的水循环增强效应,进而引发区域极端降水格局的改变(Gu et al,2023)。中国地区观测数据表明,全国平均暴雨频率和极端降水强度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Qian et al,2005;任国玉等,2010;Zhang et al,2013;陈星任等,2020)。气候模式预测进一步证实,未来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全球和中国极端降水事件将呈现强度增强、频率增加的发展趋势。
极端降水事件对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常引发城市内涝、基础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等次生灾害(占明锦等,2013;唐传师等,2023)。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极端降水事件呈现频次增加、强度增强的特征,其灾害影响尤为突出。例如,2012年7月21—22日北京特大暴雨过程,直接经济损失达116.4亿元,影响范围覆盖190余万居民(Jiang et al,2014);2021年7月17—23日河南省发生的极端降水事件中,郑州站7月20日小时降水量达201.9 mm,创中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引发严重城市洪涝灾害。该事件造成全省1 478.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Xu et al,2022)。随着极端降水事件趋多趋强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和经济的高度集中,极端降水对城市的影响及致灾情况日益突出,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极端降水对城市安全影响的高度关注。
为了定量研究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特征,国际上定义了多种指标对极端降水事件进行定量描述。其中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专家组(ETCCDI)定义了11个极端降水指数,这些指数是从逐日降水量计算得到的,通过分析极端降水指数的特征来反映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情况,在世界范围的极端降水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Papalexiou et al,2019)。另外,还有根据降水现象本身的定义标准,直接通过对原始降水资料的分析来判断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或强度有何变化(Karl et al,1998;Gong et al,2004)。近几十年来,针对中国极端降水的变化研究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例如,Zhai et al(2005)利用中国740个台站1951—2000年日降水资料,定义降水量大于1961—1990年间日降水量序列95%的为极端降水,研究发现1951—2000年间中国西部和长江中下游极端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华北的显著减少,而且这些地区的极端降水与平均降水变化趋势一致。Qian等(2007)利用1961—2005年中国大陆夏季风季逐日降水和气温资料,对降水进行分级后分析发现全国小雨普遍减少,而暴雨和大暴雨有所增多。尹红等(2019)采用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联合专家组定义的10个降水指数,评价了1961—2017年日降水的长期趋势,发现8个指数,特别是用于指示强降水的指数呈上升趋势,1个指数呈下降趋势,1个指数变化趋势不显著。运用不同的指标和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极端降水变化在空间上是不均匀的,我国东部地区强降水增多,弱降水减少(Fu et al,2008;Liu et al,2015)。
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与气候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城市化等人为因素可能是极端降水变化的另一个驱动力(Niyogi et al,2017;谭畅等,2018)。梁萍等(2011)分析了上海地区11个气象台站1960—2007年逐日降水资料,基于空间标准化相对降水量,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增长期,年降水量和暴雨以上的强降水日数呈现出明显的城市雨岛分布特征。Pei等(2018)通过分析了中国长江三角洲1961—2012年极端日降水事件的频次和强度特征及趋势,采用广义帕累托分布对30 a和50 a一遇的极端降水事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重现期的极端日降水事件模式相似,但站点之间的日降水极值差异较大,归因分析表明,城市化可能对极端降水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特殊,分别位于热带、亚热带和中纬度温带3个具有显著差异的气候区内。受东亚季风、复杂地形和人口众多的影响,是气候变化响应的重要地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持续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极端降水发生更为频繁,带来的影响和威胁尤为突出。基于此,文中利用1961—2020年中国不同气候带中6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逐日降水观测资料,采用百分位法确定不同城市极端强降水阈值,选取年极端降水量、年(月)极端降水日数、年极端降水强度、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4个极端降水指数,系统分析各代表城市极端降水异常特征及变化规律,探讨城市间极端降水变化差异,这将有助于了解极端降水的区域性和局地性特征,促进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极端降水时空格局变化影响机理的研究,为科学地减轻极端降水灾害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预防政策提供依据。
依据郑景云等(2013)对中国气候带的划分,研究区域主要着眼于中国102°E以东季风系统影响的地区,结合中国各城市2020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中国城区常住人口在200万人以上,生产总值超过2 500亿元的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大陆从南到北6个代表城市:广州、杭州、重庆、北京、哈尔滨和兰州市。其中广州、重庆和杭州主要位于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南方地区、北京、哈尔滨和兰州位于温带季风气候的北方地区。
所用资料为6个代表城市气象站1961—2020年逐日降水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提供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V3.0)。图 1为中国6个代表城市气象站点分布。
依据翟盘茂和潘晓华(2003)对极端降水事件的定义,采用百分位阈值法,把每一个代表城市气象站1961—2020年逐年日降水量(日降水量≥0.1 mm)按升序排列,将该序列的第95个百分位值的60 a平均值定义为极端降水事件的阈值,当某站某日降水量超过了该气象站阈值时,则认为该气象站该日出现了极端降水事件。第95个百分位降水量的计算方法为将含有n个值的降水序列按升序排列为x1,x2,…,xm,…,xn,那么降水量≤xm的概率为(Bonsal et al,2001)
其中,m为xm的序号,n为降水序列的个数,第95个百分位值是指p=95%所对应的xm的值。这种基于统计概率分析计算的极端事件判定阈值的方法消除了地域和时间因素的影响,更具普适性和可比性,也能更准确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气候极端特征,有利于客观地分析极端降水的变化趋势。
在确定了极端降水事件阈值的基础上,文中通过分析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日数等特征量来表征极端降水事件,选取的极端降水统计量和定义如表 1所示。年(月)极端降水日数可以表征极端降水日的频次变化和时间分布趋势;年极端降水强度可以表征极端降水事件的强弱;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反映了极端降水量对总降水量的贡献。通过分析这4个极端降水指数来定量研究极端降水事件及其趋势变化。
为了研究极端降水事件的总体趋势变化,文中统计全国6个代表城市气象站1961—2020年极端降水指数。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夏季风发生了明显的年代际变化,其强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显著减弱,其夏季环流场在1990年代初期发生了进一步的年代际变化,表现为东亚副热带地区高空急流强度显著减弱。与之相对应,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在197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及1990年代末期相继发生了明显的年代际变化(李维京等,2018)。因此,为了考察极端降水事件的年代际变化特征,进一步分析1961—1990年和1991—2020年极端降水指数的相对变化趋势。
采用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分析极端降水指数波动特征;采用线性趋势法研究极端降水指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并利用t检验确定变化趋势显著性(魏凤英,2007)。
表 2和图 2为6个代表城市1961—2020年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和极端降水强度。分析发现,年极端降水量变化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表现为增加趋势,在北京、哈尔滨为减少趋势。广州、杭州市气候倾向率分别为42.82 mm/(10 a)和28.66 mm/(10 a),呈显著增多趋势,北京气候倾向率为-19.90 mm/(10 a),呈显著减小趋势,均通过了信度0.05的显著性检验。另外,年极端降水量年际间波动亚热带南方城市(广州、杭州、重庆市变异系数分别为0.46、0.47、0.42)小于温带北方城市(北京、哈尔滨、兰州市分别为0.64、0.56、0.67)。
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北京、哈尔滨市为减少趋势。在兰州市气候倾向率为2.10%/(10 a),北京市为-2.73%/(10 a),增减趋势明显,均通过了信度为0.05的显著性检验。
年极端降水强度趋势表明(图略),年极端降水年平均强度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呈增强趋势,北京、哈尔滨市呈减弱趋势,除哈尔滨市的显著减弱通过信度0.05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城市长期变化趋势均未达到显著标准。
图 3分别给出了1961—1990年和1991—2020年间6个代表城市的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对比分析前后30 a极端降水量的变化和极端降水量在总降水量中的差异。
从图 3a可以看出,年平均极端降水量亚热带南方城市(广州、杭州、重庆市)多于温带北方城市(北京、哈尔滨和兰州市),总体呈现自东南沿海城市向西北内陆城市递减的分布特征。这种分布特征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东亚夏季风的年际波动导致区域间极端降水的差异。每年夏季风爆发和盛行期间是我国的雨季或汛期,是极端降水事件频发的集中时期。东亚夏季风每年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南方城市带来了充足的水汽,提供漫长而温暖的雨季,这增加了极端降水日数和降水总量。此外,由于近海地区的广州和杭州台风降水偏多,可能也是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而地处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的北方城市位于季风北部边缘地带,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只有在某些年份季风才可以影响到,导致平均雨季时间较短,暴雨日数少,这减少了极端降水日数和降水总量。此外,相较于1961—1990年,1991—2020年间年平均极端降水量的相对变化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呈增多趋势,北京、哈尔滨则呈减少趋势,且广州和北京的增减幅度最大。这种变化趋势可能与东亚季风具有复杂的年代际变化有关,最为显著的是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东亚夏季风的年代际时间尺度的减弱以及相应的中国夏季降水江淮流域增多而华北减少,中国东部地区的夏季降水开始长达20 a的“南涝北旱”的降水现象。
年平均极端降水量百分比趋势表明(图 3b),年平均极端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比例北京、重庆市相对较大,广州、哈尔滨市次之,杭州和兰州市相对较小,这反映出极端降水量对总降水量的贡献与极端降水量的大小不完全一致。这种趋势可能一方面受复杂地形影响,另一方面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例如北京特殊的箕簸型地形和超大城市热力环流对北京市暴雨的落区和强度有重要影响,表现为突发性强、时间短、强度大且分布不均是这类暴雨的特点(吴庆梅等,2009);而地处四川盆地东南丘陵山地的重庆,同时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麓的长江上游地区,既受东亚季风和印度季风的影响,还受青藏高原的影响,使得重庆成为暴雨等自然灾害高发的地区之一(何慧根等,2015)。兰州深居西北内陆,属典型的中温带半干旱气候,降水少变率大(鲍文中等,2018),年平均极端降水量和年平均降水量总量在6个代表城市中均最少。另外,相较于1961—1990年,1991—2020年间年平均极端降水量百分比的相对变化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呈增多趋势,且兰州市增多幅度最大,北京、哈尔滨市则呈减少趋势。
文中统计了1961—1990年和1991—2020年间月极端降水日数发生的频率,以分析极端降水年内时间分布趋势以及变化。
1) 凸出单峰:北京和哈尔滨市属于这一类,峰值形态凸出。分析图 4d、4e可知,每年7月发生极端降水的频率最高。此外,这两个城市夏季(6—8月)的极端降水日比春季(4—5月)和秋季(9—10月)的更多,这表明极端降水主要发生在夏季。这种分布的主要原因是每年随伴着东亚夏季风的向北推进,在7月中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第2次北跳越过25°N,季风前沿抵达华北、东北地区,进入一年中降水最集中时段。由于北京和哈尔滨市位于夏季风北部边缘地带,夏季降水与季风强弱关系密切。因此,夏季降水波动起伏大,集中度高,极端降水事件频发。
2) 双峰:广州和杭州市属于这一类,峰值形态较为平缓且有2个高峰。由图 4a、4b可见,春末夏初(5月或6月)和伏秋季(8月和9月)将出现2个高峰,这是受季风降水及台风降水共同影响的结果。另外,第1个极端降水高峰发生频率高于第2个高峰的频率,出现时间相差约2个月。
3) 平缓单峰:重庆、兰州市属于这一类,峰值特征较为平缓。由图 4c、4f可见,每年夏季(6—8月)发生极端降水日的频率较大。这是由于重庆、兰州市均位于青藏高原向东延伸部位,受青藏高原动力与热力作用、西风带及季风的影响,夏秋季降水多,年内降水季节分布比北京和哈尔滨市均匀,夏季经历的极端降水日也相对较少。
此外,相较于1961—1990年,1991—2020年极端降水日月分布的变化趋势在6个城市之间也有所差异。首先,极端降水高峰月发生频率在亚热带南方城市(杭州、重庆和广州市)呈增加趋势,在温带北方城市(北京、兰州和哈尔滨市)呈降低趋势,说明极端降水更多地集中在亚热带南方城市。另外,频率高峰月出现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杭州的第2个高峰从9月提前到8月,而重庆的高峰从7月提前到6月。这2个地区的峰值时间变化前者可能与盛夏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的增多有关,而后者可能与初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显著的西伸特征有关。然而,由于1961—2020年6个代表城市出现的月频率分布形态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年内极端降水的时间分布特征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图 5给出了1961—2020年6个代表城市的年极端降水日数逐年变化。分析表明,年极端降水日数在广州、杭州、兰州、重庆和哈尔滨市表现为增加趋势,北京市为减少趋势。在广州、杭州市呈较明显的增长趋势,气候倾向率分别为0.55 d/(10 a)和0.49 d/(10 a),北京市表现为显著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为-0.32 d/(10 a),均通过了信度为0.05的显著性检验。另外,年极端降水日数年际间波动亚热带南方城市总体(广州、杭州、重庆市变异系数分别为0.43、0.44、0.41)小于温带北方城市(北京、哈尔滨、兰州市分别为0.58、0.41、0.64)。这些变化趋势进一步证明了东亚季风给温暖的亚热带南方城市带来更多极端降水事件。
利用1961—2020年逐日降水观测资料,选取我国地跨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和中温带不同气候区6个代表性城市(广州、杭州、重庆、北京、哈尔滨和兰州市),探讨了不同气候带城市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 年极端降水量、年极端降水日数、年极端降水强度以及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呈一致增长趋势,而北京市呈一致减小趋势,哈尔滨市除年极端降水日数呈微弱增多外,其他降水指数均呈减小趋势。然而,各极端降水指数显著变化的城市并非完全一致,年极端降水量及日数在广州、杭州市增多明显,北京市减少显著;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兰州市增长明显,北京市减小显著;年极端降水强度哈尔滨市减弱明显,以上变化均达到显著标准。
2) 相较于1961—1990年,1991—2020年年极端降水量及年极端降水量百分比的相对变化趋势在广州、杭州、重庆和兰州市呈一致增多趋势,增多幅度最大城市分别出现在广州市和兰州市;而北京、哈尔滨市呈一致减少趋势,且北京市减少明显。
3) 广州、杭州最早出现极端降水事件,主要发生在5月和6月;其次是重庆、北京、哈尔滨;兰州出现最晚,在8月。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端降水高峰月发生频率在亚热带南方城市(广州、杭州、重庆市)呈增加趋势,在温带北方城市(北京、兰州和哈尔滨市)呈降低趋势。然而,即使有上述变化,年内极端降水的时间分布特征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气候带城市极端降水事件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亚热带南方城市经历更多的极端降水事件,而温带北方城市极端降水事件总体呈现西部增加、东部减少的变化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东亚季风的影响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可能对当地极端降水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北京多年的植树造林活动有利于保存土壤水分,使当地大气湿润,并有助于维持当地的热量和温度,这些变化使得极端降水事件往往比以前持续得更长,从而削弱了降水强度。因此,降水强度减弱的降水事件可能不会被确定为极端降水日,这导致了总极端降水量的减少。另外,由于温带北方城市同时具有生态脆弱性和气候敏感性,因而面临的灾害性风险更高
图 21961—2020年中国6个代表城市的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量百分比逐年变化(a. 广州,b. 杭州,c. 重庆,d. 北京,e. 哈尔滨,f. 兰州)
图 3中国6个代表城市1961—1990年(白色方框)和1991—2020年(灰色方框)年平均极端降水量(a)和极端降水量百分比(b)
图 41961—1990年(阴影)和1991—2020年(线个代表城市的极端降水日数各月频率分布(a. 广州,b. 杭州,c. 重庆,d. 北京,e. 哈尔滨,f. 兰州)
图 51961—2020年6个代表城市的年极端降水日数逐年变化(a. 广州,b. 杭州,c. 重庆,d. 北京,e. 哈尔滨,f. 兰州)
表 2中国代表城市1961—2020年年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量百分比和极端降水强度及变化趋势